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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金圆券乱局:社会糜烂和财政崩溃程度远比电视中要严重发布日期: 2024-08-09 来源:行业新闻

  抗战胜利后,政府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使国家经营的企事业迅速膨胀起来,垄断了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对外贸易。战后的官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64.13%,民族资本占24.66%,外国在华资本占11.21%。但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经营困难。资源委员会接管了全部敌伪钢铁企业,而设备利用率只有12%。电厂恢复得最好,但国营省营占全国设备容量的73.5%,而发电量只占全国的60.9%。

  战前,民营资本在纺织业占有优势,战后国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垄断了纺织工业的一半左右。纺建公司拥有全国华资工厂纱线年纱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6%,布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8%。1947年产纱仅为全国纱产量的39%,产布仅为全国布产量的40%。都低于其设备所占比重。

  台湾糖业公司的设备利用率则仅为35%。资源委员会1949年度本要求各事业建设经费金圆1.8557亿元,而收入以局势稳定为前提,估计可达10亿。但事实上盈利极微。据报告:“资委会各事业因遵守限价,利润甚少。若干单位且常有亏损。但历年应解政府官息红利,均经扫解国库。卅六年原奉核定盈余收人法币五百廿亿元,现已缴库法币三千七百余亿元。卅七年上半年并已预缴盈余金圆二万余元。”上述核定收入,到币改前的比值,折合已不足2万金圆。

  在内战和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国营企业不仅不能支持国家财政收入,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1948年鲍国宝等报告华北国营工业危机说:

  “华北各厂,多属于重工业,其生产品既不如日用品之易于销售,而定价更不能随物价指数比例增高。因之成品堆积,资金短绌,无力购贮原料,而各料均随时狂涨,以致若干产品之售价不敷再生产成本,长此以往,何堪设想。”

  员工生活困难,情绪更形低落,影响生产效率。平津十个事业单位要求贷款共15390亿元法币,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的价格及补贴问题,成了极为敏感的问题。1948年9月份,上海公用事业各公司,即自来水、电力、电话、煤气、电车、公共汽车、轮渡、小火车,就由中央政府核准给予补贴800万金圆券,蒋经国一再上书南京当局,要求维持对各大都市交通公用事业的补贴方案,反对率先涨价,导致冲破“八一九”限价线。

  所谓的“八一九”限价令规定:发行20亿大于金圆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金圆券1比大于法币300万元比例收兑法币;限期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过期不兑者予以没收并判处死刑;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限制各地物价,冻结于1948年8月19日水准上。该法令目的是挽救经济危机和的败局。但由于大势已去,金圆券的破产十分迅速,物价、黄金和美元已失去控制,经济管制以失败告终。

  但国营事业本身也已坚持不住,要求取消限价政策。币制改革时,原计划出售国营招商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企业的部分股票,来拨充发行准备,并改组为官商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当局未能建立信誉,股票未能顺利售出。

  至10月12日统计,仅售出409万金圆券,当时中纺一家就准备出售股票4.2亿金圆券,已出售数微不足道。同时,出售敌伪资产,也未能达到目的。结果,金圆券发行过大,不能回笼,通货膨胀激烈,游资充斥市场。

  民间私营资本,在战后备受官僚资本和美货的压迫,经营困难。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后方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本国资本工厂职工人数的53.8%,在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民间私营资本更感经营困难。

  由于原料和产品价格交替上升,在经营过程中,核算成本、预计盈亏,深感困难,常常形成账面上虚盈实亏的局面,而工厂仍要负担纳税的重负。在这种经济发展形势下,各企业为生存,普遍制造一本明账,一本暗账,以资应付。

  为维持战时经济,当局越来越强化对经济的管制。1947年12月,行政院决定对花纱布改采“统购统销,代纺代织”政策,经济部改组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为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实行全面管理,“掌握棉布及棉织品,统筹配销,专以配销于各地布商,平价供应于一般人民,以平物价。对于军需及公教员工之需要,特别优先供应”。

  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的机构,效率极差,“购运棉花,则屡失时机,取少遗多,造成纱厂原棉之恐慌;代纺代织,则鲜花纱之掌握,更乏技术之配合,一再迁延,终未施行”。而配销部分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营,“敷衍搪塞,而犹以独占牟利为策”。这个公司由此掌握了纱源达全国总产量的75%,操纵市价,摧残非公有制企业。

  因此,民营企业要求取消这个机构。民营工厂经营日趋困难,1948年6月15日,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向南京工商部要求救济说:

  “近年来,国货工厂对内贸易因在举国烽火之下,交通阻塞,运输困难,民生凋敝,购买力日趋薄弱,对于外销,则因外汇牌价与黑市相差悬殊,结汇限制綦严,使国产出品益处于内外滞销之厄境。加以职工生活指数逐月递涨,原料缺乏,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激增,往往出售成品之结果不足抵补再生产之成本价格,以致各厂存底日益空虚。且一般工厂资本因产销停滞,周转困难,不得不求之市场游资,不但利息高昂,且多短期拆放,使企业家日营于调换头寸之疲繁,焉有余力从事生产之扩充与改良。”

  由于工业生产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形成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的严重局面。商业资本在民族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战后出现逆转,由战前的50.55%增至66.69%。这里还不包括投机商人资本。

  正常的经济秩序难以维持,各行各业,无论是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界,甚至是普通的群众,为维持币值,以维持生活,也投入到投机的狂潮之中。随着政府军的失败,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资本,无法从事经营,更普遍地变成投机资本。生产萎缩,投机盛行,经济发展形势越来越混乱。

  黄金、美钞、证券、百货和房地产都成了投机的对象,买空卖空。走街串巷的银元贩子,更是随处可见。豪门官僚资本,则是最大的投机资本,乘机大发横财,屡屡为社会各界所指目。非公有制企业也靠从事栈单股票、外汇投机,来获取利润,划入暗账。

  生产萎缩,投机盛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动荡不安。据对上海福新二、八工人工资的调查,按米计算的实际工资指数,1946年为100,1947年则降为74.9,1948年更降为69。据对申新九厂一个老工人的统计,1947年最低的一个月,收入指数仅为64.1;1948年币改前,6月份的收入指数仅为31.1;11月份仅为15.2;1949年4月仅为11.7。期间,工人为维持生活水平,屡屡掀起工潮。

  为了对付投机,控制物价,1947年初的黄金风潮之后,当局重新开始加强管制经济,控制外汇,限制物价,工资按照1月份生活费指数予以冻结。1947年2月17日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取缔投机,禁止外国币券在国境内流通,限制携带出境数量,由中央银行集中管理外汇。

  结果,固定的官价外汇和黑市外汇差距慢慢的变大,造成资金外流。1947年8月15日,国务会议通过了中央银行所拟定的外汇管理办法,对外汇的机动管理,除官价外,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来调节外汇供需,确定市价,随时调整汇率。但是,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局势下,市价汇率担心刺激物价,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不敢追随黑市市场价格。

  到1948年5月,官定的市价汇率占市场汇率的百分比,由1947年8月的90.36%,降至34.19%。是月,中央银行又采取了结汇证明书制度,收购由出口获得的外汇和海外汇款,经核准后可以转让,作为补救办法,但未能发生效果。管制外汇的结果,造成外汇收入减少,出口贸易下降。

  1947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间,十周时间,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百。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一则使物价失衡,二则国库不堪负担,被迫于6月19日取消。同时于5月间对生活费指数予以解冻上海市政府每月公布生活费指数一次,工厂工人的工资每月按生活费指数调整一次。这样的解决方法,遭到经济效益日趋低下的资方的反对,而劳方对指数的编制方法也不满意,劳资冲突加剧。

  7月间,为了缓和生活费上涨的趋势,稳定社会生活,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由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上海市政府的代表组成配给委员会,收购工作由国营的中央信托局负责。分配商品为大米、煤球、食油,分配对象限于公教人员和国营工厂工人。大米配给对象后来扩大到产业工人等。1948年1月1日又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

  但是,这种配给制,只是限于少数地区、少数人员,并不能普遍解决物价上涨和人民生活普遍恶化的问题。北平地区公教人员生活更成为严重问题。进入1948年,物价继续暴涨,北平、天津、广州等地公教人员生活无法维持,也纷纷要求实行配给制。

  4月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争取合理待遇,实行罢教、罢工、罢研,北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起而响应。师院告社会人士书说:“原来每月配发面粉两袋,生活已不易维持,近两月来竟行取消,而物价因通货膨胀,高涨不已。”

  “一、自三十七年二月份起,仍按一月份配售面粉之数量及价格,继续按月配面,并实行配发其他生活必需品。二、逐月按当地实际生活指数发薪。三、学术研究补助费按实际生活指数,逐月调整发给。”

  1948年1月16日当局召开物价委员会会议议定五大都市配粮办法,至3月间成立粮食调配委员会,实施五大都市配售粮食,3月25日决定配煤制度。当时美援面粉开始到达,但北平、天津、广州地区因筹备不及,到4月份才开始实行配粮,管制经济的结果,致使流通不畅,生产萎缩,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限价政策屡屡失败,物价飞涨。

  当局经过一次失败,并不能吸取这次的教训,而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经济发展形势,最后导致了币制改革失败后的经济总崩溃的局面。

  “八一九”限价,无视经济规律,出现了价格奇低的现象,主要商品的批发商业市场几乎停顿。一方面物价空前便宜,一方面人民因兑换金银外币,手中持币增加,9月间,消费增加,吃喝玩乐的现象增多。同时,开始排队争购物资。饱受长期通货膨胀痛苦的人民,重物轻币,在当局不改变内战政策的恶劣环境下,对金圆券不予信任,是十分自然的。

  蒋经国亲自看见,“(9月25日)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工商界在当局的高压下,被迫按低价出售商品,但很快,零售商向工厂补不进商品,工厂补不进原料,粮食、煤、原料来源中断,工厂纷纷减产甚至停工。申新四厂的瞿冠英致李国伟的信中说:

  “在此局面下,做工厂者实属为难,成品固须依照限价,燃料等均有黑市,各厂原料告罄,亦不敢照黑市收买,眼看坐待停工,而限价之成品又各方抢购,其中难于应付之苦状,实难于言喻。”

  孙晓村在《大公报》座谈会上说“工商界人士意志消沉,社会现象勤于消费,懒于生产。”10月1日,蒋经国已经发现粮食慢慢的出现问题。10月3日起出现了疯抢的局面。张公权记述当时情形说:

  “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大批大批的人群疯狂地冲进商店,不管是食品还是奢侈品,见了东西就抢购。起初,商店是缩短营业时间,迟开门、早关门,接着便把所有的存货都收藏起来不卖。穷人买不到米,面包房买不到面粉,豆腐坊买不到大豆,饭馆因买不到食物而关门,甚至连药品都买不到。市场为之一空,商店关门或是被警察强迫开门数小时货架上却是空空如也。上海这种停业情况的消息很快传到其他大城市。”

  北平教授朱光潜、郑华炽、王聿修、贺麟等十七人于10月下旬,草就《为民请命解除人为的苦难与不平》,由胡适呈交蒋介石和翁文濒。呈文说:“生产减少,物资缺乏,货币流通区域缩小,战乱不安的心理影响,都一样能使物价上涨。城市限价两月的结果,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成了一件极艰难的事,尤其是升斗小民,可怜已极,有的披星戴月,排队等候,如果一连数日买不到,饥饿痛苦的惨剧,已屡见报端。”

  蒋经国虽然还在努力强化管制经济,企图通过统购、配给来维持经济秩序,但的统治是建立在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的,的组织和政权运转方式,也做不到对经济的全面的统制。蒋经国在上海的局部努力,根本没办法驾驭全局。管制经济的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狗。

  10月31日当局取消限价,宣布币制改革失败后,物价立刻暴涨达10倍以上。金圆券雪崩式地暴跌。币制改革成了一场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即使在的上层,对这场公开的掠夺,也深恶痛疾。

  王云五自己说:“熟人中,凡曾兑换金圆券者,皆当面对我责骂备至。”限价政策虽然取消了,但粮食的供应仍然跟不上,各大城市陷入了粮荒的严重困境之中,到处出现抢米风潮。报上屡屡披露消息,有主妇几天买不到粮食而自杀,各地因抢米导致挤死挤伤人众,妇女因抢米察拘捕。10月31日,上海发生一起因排队买肉,引起口角,一名妇女被戡建大队军人枪杀的事件。

  为平息事端,蒋经国于11月2日亲往吊唁。11月9日夜起,南京发生了严重的抢米风潮。据《大学评论》编者报道:

  “这两天,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昨夜全城二百多家米店被抢,饥饿的人群从这条街拥到那条街,今天(十一月十日)还在接着来进行,潮涌般的人声,宪警笛声,砰,砰……的枪声,充满了耳际…..我们与饥饿的群众遭遇着同样的厄运,没有米,我们以抢购来的每斤二元的红薯充饥。三天来,南京市已经大部停电。”

  不待兵临城下,南京作为统治的首都,就被他们自己搅得陷入了一片末日的景象。

  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四十多人发出分别致蒋介石和的呼吁停战书,和平运动重新掀起。各阶层人民为了生活,风潮不断发生。11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发表谈话:

  “徐蚌战事发生后,京沪治安很重要,所以本市实行,以防意外。但是,令宣布后,每天仍有罢工、怠工和总请假等变相罢工情事发生。为维持治安,昨天本人和吴市长商定,以后若有不法之徒,煽动风潮,不论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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