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闻者哗然，众说纷纭。有人说，好企业就该有严格的管理，强调责任意识；有人说，这就是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又有人说，中国工人素质低，缺乏纪律性，自控能力差；还有人说，这侵犯了员工的人身权，工人配合检查是维权意识薄弱……一场由烟头引发的DNA检测风波从2006年12月震荡到2007年3月，至今余波未了。

  工厂严格纪律、消除安全隐患的决心无可厚非，而工人的隐私权利也不可侵犯，当这一对矛盾碰撞到一起，激发出多少有关法律、伦理的争论。对于这件事，接受检测的工人怎么看，而工厂的管理者们又是如何下的决心？本报记者多日调查，事件始末渐渐清晰。

  “空调班如以前有人到无尘房睡觉抽烟的，在下星期一之前自觉上报，从轻处理！近期总务部将对此事严加追查，被查出人员，将作辞退处理！

  公司会不顾一切代价调查此事，到时，除当事人会受到严重处罚外，还要追究其三级上司的责任。

  由于日方不是很了解中国国情，处罚违规吸烟者的事一般由中方人员来管，方案是我提出来的，一般都能通过，就差申请经费了。

  3月15日傍晚6时50分，空调工兰世龙吃过晚饭后，如常回到南沙广生路名幸电子有限公司环境保全楼值班。按照值班安排，他得从晚上7点起连续工作12个小时直到16日早上7点。走进值班室，告示栏上一张A4纸打出来的通知引起他的注意——上面有他的名字，通知说，四个部门的10名违规吸烟嫌疑人得在次日早上10时15分“再次”去D栋宿舍2楼医务室做DNA测试。

  这是这10名烟头“嫌疑人”第2次被要求参加DNA测试。而这一切都要从兰世龙发现烟头说起。

  兰世龙检修空调时发现烟头并向上司报告，他没想到，一个月后，自己也被要求去做DNA测试。

  2006年12月20日早上10点多，兰世龙和同事幸荣接报：一期二楼回路车间无尘房屋顶漏水，初步判断是空调漏水。兰世龙来到现场，沿着无尘房旁边的货架一直爬到无尘房屋顶“阁楼”，横在他面前的铁质空调送风管显然常常被人踩踏：正方形已经变成菱形，包裹在表面的铝色2厘米厚保温棉被踩成碎片，跨过几十厘米宽的送风管，4张红色泡沫垫横铺在钢板上，尺寸大概是120cm×200cm，每个泡沫垫上放着一个无尘布做成的枕头，泡沫垫四周散落着近50个烟头，品牌不一。

  名幸公司厂规明文规定：吸烟者必须到吸烟区抽烟，如在工作时间内抽烟，必须先登记，然后带上吸烟牌，再前往吸烟区。多名吸烟的员工透露，每个部门只有一到两张吸烟牌，员工只能轮流使用，每次吸烟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

  兰世龙想到厂里严格的禁烟规定，随即把发现烟头的事报告给自己的上司：环境保全部主管许明腾主任。可他没想到，一个月后，自己和其他几十个吸烟者一样“榜上有名”，被要求去做DNA测试，以证明自己是肇事者或无辜者。

  环境保全部主管许明腾的邮件被打印出来粘贴在告示栏上，下面还用黑色水笔写了一段话。

  接到兰世龙的报告，许明腾随即赶到现场用数码相机拍下6张图，配以文字，21日向公司安全委员会多名成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这封邮件被打印出来后，粘贴在保全部告示栏上，该邮件下面有一段黑色水笔写的话：空调班如以前有人到无尘房睡觉抽烟的，在下星期一之前自觉上报，从轻处理！近期总务部将对此事严加追查，被查出人员，将作辞退处理！一名看到此段话的员工表示，这是许主任写的。

  收到邮件后，安委会主任罗文金在12月22日通知四个有可能在无尘室留下烟头的部门(一期回路车间、保全部、设备管理课、生产技术课)，让其中涉事员工在12月27日下班前主动向公司承认错误，“否则，公司会不惜所有代价调查此事(屋顶上的烟蒂已全部收起，若有必要会进行化验调查)，到时，除当事人会受到严重处罚外，还要追究其三级上司的责任”(据名幸电子广州南沙有限公司2006年12月26日干部例会会议纪要总务部仲经理第6条发言)。

  林波承认吸烟后从自由的“机修”降职为一天工作11小时的流水线工人，林波因此辞职。

  在“公司不顾一切代价找出违规吸烟者”的警示下，一期回路车间的两名“机修”，林波和朱月星在12月23日主动认错。2人于25日被调职，从自由的“机修”降职为一天工作11小时的流水线日正式离职，这次“烟头事件”使他记了大过，被调职而自动离职，临走前还缴纳了100元违规罚款。

  之前，由于林波是“机修”人员，专门负责生产线上的机器零件故障维修，工作上有权自由进出空调房，而空调房可以直通无尘室“阁楼”。

  林波说，他前后一共3次上“阁楼”抽烟，而后两次是和朱月星一起的。2006年7月的一天他第一次上去，“(包裹送风管的)保温棉的破碎程度和我最后一次上去一样，之前显然被很多人踩踏过”，那天林波和领导发生矛盾，正打算上“阁楼”静静地想想解决办法。下午2点，烦闷无比的林波开始抽烟，抽了将近两包烟，直到下午4点才从“阁楼”下去。

  第二次的具体时间林波也记不清了，他说自己和朱月星一起上去，自己习惯性地把挨在墙边的泡沫垫铺在地下，抽完半包烟后便睡下了，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他们突然被通知回路部的蚀刻线发生机器故障，他们来不及收拾好“床铺”，便匆匆跑去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事后他们多次想上去收好“床铺”，毁灭“罪证”，“很多时候无尘室都有人，又或者‘阁楼’有人”，一直等到2006年11月，林波和朱月星再次上“阁楼”，他们感觉“‘床铺’好像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似的”，林波说，由于上次的“侥幸”，这次他和朱月星抽过烟睡完觉后没有收拾“床铺”便离去了，“一直到烟头被人发现”。

  林波回忆，他第一次上“阁楼”就发现地上有几个发霉发青的烟头，“全是红梅牌的，估计时间很久了，也许几年吧”，他记得2005年他的前任主管说过曾就“阁楼”出现烟头的事处理过一次。直到林波最后一次离开，他说自己看到的总共就三个牌子的烟头，“加起来三四十个吧，除了红梅以外，另外两个牌子就是我和朱月星抽的牌子”。每天进出空调房，林波说起码见过三个他认识的同事曾上“阁楼”，而更多的是陌生面孔，他说，每星期大概有两次看到有人在“阁楼”爬上爬下。

  林波和朱月星之所以主动认错，是由于上司汤主管为人很好，当他在告示栏上看到“公司会不惜所有代价找出吸烟者”，想着如果被人查出来也“很丢人”，他就去“自首”了。

  在公司高层例会上，总务部仲经理提出：希望获得2万元经费做DNA测试来找出吸烟者。

  尽管有人自首，但是公司管理方认为，现场发现的几十个烟头中，超过4个品牌，床铺也有四个，照此看来应该还有其他吸烟者。公司总务经理仲先生决定实施他在26日例会上提出的“不顾一切代价调查此事”的诺言。

  在随后的一次公司高层管理者召开的例会上，仲经理向高层提出：希望获得2万元经费做DNA测试来找出吸烟者。据仲经理回忆，当时在场的高层决策者大部分是日本人，少数为中国人。“由于日方不是很了解中国国情，处罚违规吸烟者的事一般由中方人员来管，方案是我提出来的，一般都能通过，就差申请经费了”，仲经理说。

  仲经理称，对于该公司来说，在无尘室“阁楼”上发现烟头还是第一次。该无尘室位于一期二楼的回路车间内，大概两百多平方米，室内专门生产电路板，化学药水和各类材质都是易燃物，“阁楼”里放着电线槽、排风管、送风管、抽风机，“如果因此起火，损失的绝不仅仅是两万元”。基于安全和教育的考虑，他下定决心必须找出吸烟者，以“杀鸡儆猴”。

  四个部门所有有“流动权”的吸烟者都被要求去做DNA测试，依据就是吸烟登记本上的记录。

  2007年1月的一天，下午5时25分，兰世龙来到D栋宿舍2楼医务室“配合”厂里做DNA测试。当天为测试提供唾液的员工来自四个部门：回路部、保全部、设备部、技术部，回路部就是无尘室所在车间，后三个部门大部分员工可以在无尘室流动。这四个部门所有有“流动权”的吸烟者都被要求去做DNA测试，依据就是吸烟登记本上有登记名字的人。

  现场有3名人员提取吸烟员工的唾液样本：安全委员会的罗主任和本厂2名医护人员。一期回路的工人袁松回忆，当天晚上8点，他还在家里休息，同事突然来了个电话让其“回厂做DNA测试”，他以为做体检，便“莫名其妙”地跑回去了，他是当天最后一个被测者，直到次日与同事交谈时，袁松才知道昨晚去做DNA测试是为了找出违规吸烟者，“之前没有人通知我去做这个测试的目的”。

  兰世龙回忆，他在场时看到的员工大概20余人，据他估计，所有“流动”吸烟者加起来超过50人。由于被测者人数众多，只能分两批进行：下午4：30－5：30和晚上7点以后，日夜班员工轮流提供唾液样本。

  谢富民说，自己根本不吸烟，只是曾经帮同事签名，他坚持认为“烟头事件”与自己全不相干。

  工人忐忑等待的测试结果迟迟不来，2007年3月16日早上10点第2次DNA测试又与工人们不期而遇了。兰世龙和另外7名“通知”上有名字的同事再次来到D栋宿舍2楼医务室，等待“司法鉴定机构”前来检测。

  由于值了一晚夜班，兰世龙站在一旁打着瞌睡，他看到几名袖上绣着“回路”、“管理”、“技术”的同事在走来走去，隐约中听到安委会主任罗文金打电话说“怎么韩玉皇没来？哦，他去武汉出差了对吧？知道了，知道了”。

  另一名缺席者是生产技术课的谢富民，他说，自己根本不吸烟，只是那次同事要抽烟让他帮忙签个名，他就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到吸烟登记册上面了。他坚持认为“烟头事件”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凭什么一而再地被要求去做涉及个人隐私的DNA测试？所以，第二次测试他干脆不去。

  10点15分，医生还没到场，8名被测者已经在阅览室看了好一会书了，周政记得，自己和刘浩正在并坐着看《体育报》上关于姚明复出的报道，对面的袁松正在看杂志，而那名袖上绣着“保全”的同事一直在向文员嚷嚷“他值夜班很辛苦，让他先做了早回家休息”。

  大概10点30分，一男一女两名医生被公司司机带到医务室，周政听到司机对罗文金说“我的任务完成了”，随后两名医生换上白大褂，开始提取8名员工的唾液和头发样本，过程比“第一次”更正规和严谨：

  员工们依次在一张表格上签名，然后把厂牌交给医生登记。兰世龙太劳累，便要求第一个做检查。女医生递给他一杯开水，漱口后，他坐在凳子上，女医生用棉签在他口腔的上下颚用力地涂了几下，接着用套子把棉签套好并放到10cm×20cm左右大小的透明袋里，唾液样本提取完毕后，接下来是头发样本提取。

  男医生操着夹子从兰世龙头上拔下10根头发，每根大概10厘米长，“医生说，要选那些完好的头发，分叉的不行”，兰世龙被拔下来的10根头发中只有5根合格，这样的一个过程大概用了5分钟。医生把头发放到刚才装棉签的塑料袋，封存好以后，贴上写有兰世龙名字的标签，一份DNA检测样本就这样完成了。

  和员工说法有所出入的是，员工说第一次去的人数比第二次多，有数十人；而仲经理则和记者说，两次被通知做DNA测试的是同一批的10个人，因为第一次抽取样本不成功，所以拖到年后进行第二次样本抽取。

  验DNA的事情发生后，争议的焦点之一集中到工人接受测试是否自愿，有没有受到厂方的强迫。对此问题，各方存有不同看法。

  仲经理强调，员工都是自愿去来测试的，没有一点强迫性，“有一名员工没有去(谢富民)，那是他自己的意愿，我们也没有强迫他非去不可”。

  而工人的看法有些不同。兰世龙和他的主管许主任之间的谈话也许能够说明情况。

  回到3月15日傍晚6点50分，兰世龙看到通知得知自己要去做DNA测试时，立刻致电许主任，问：“我今天夜班连续值12个小时，如果下班后还等3个小时再去做DNA测试，实在太累了，能不能今天晚上测啊？”

  许主任说：“不行，你明天必须去，不管扔下其它什么样的事情，都要配合厂里去做这个测试！”，兰世龙回忆道。

  仲经理说，如果最终找出吸烟者，会让其承担部分DNA检测费用，“不过那是象征性的，大概每人一两百元吧”，他表示，如果DNA测试找出了肇事者，而肇事者不承认错误，甚至推诿说与自己不相干，此人将得到“更重的惩罚”，“但是不会被开除”。

  仲经理说自己在日本有十几年的生活和留学经历。在3月20日的例会上，会议纪要关于此事有两个要点：一是“不管外面压力有多大，我们都要继续将此事追查到底”，二是“希望当事人能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承认错误”。

  媒体报道出来后，一时众说纷纭，一些人担心引起民族情绪的大风波，向厂方建议停止测试。对此仲经理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是出于对厂里4600多名职工和公司财产安全的考虑使他痛下决心找出肇事者。仲经理说，他对公司有强烈的归属感，对经营企业有自己的信仰，“企业就像家一样，我相当于家长，必须把家管理好啊”，“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是违法的，如果是违法，请你告诉我违反了哪一条法律哪一项”，如果最后员工告他，他将奉陪到底，并且说，“如果我因此被判违法，我将承担相应的责任”。他坚持认为用DNA做测试只是个技术问题，他甚至预测自己是“吃螃蟹的第一人，以后更多的企业单位会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员工是否自愿的问题，仲经理说，从他们最后去的结果(名单上8人去了2人没去)来看就表示是自愿的，“但为什么通知上没有一点‘自愿声明’呢”，仲经理一再强调，既然结果是有的人去了，有的人没去，那就是“每个人对通知的理解不一样”。

  对此，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进一先生表示，有一个基本底线是公司不能超越的，就是公司不得侵犯员工受法律保护的人身权、人格权。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苏琦则表示他所接触到的日资企业普遍比较严谨、做事一丝不苟，名幸公司为找到违规吸烟者而不惜花费巨款做DNA测试的追求至善至美的方式算是其中一例；但很可惜，该公司这种劳师动众、气焰汹汹、杀一儆百的方法是非常不可取的。这种自上而下、专制气息浓重的事后纠错措施实施起来固然快捷有效，不过，它绝非最好的管理办法。

  到昨晚8点记者发稿时，第2次DNA测试结果仍未得出，参加测试的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地上班下班。

  国际经济学界通常认为日本的企业管理有三大“神器”：终身雇用制度、年功序列工资制度和企业内劳动组合。除此之外，日本企业内的教育培训也很有特色。

  日本企业很看重建立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企业管理。日本企业管理理念强调“严”、“细”、“精”，强调规范化，讲求高质量、高要求，认为现代管理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管理出效率、管理出效益、管理出人才，管理无处不在。同时，他们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不拘泥于西方注重理性管理理论的框架，而是融入浓厚的日本民族文化特色。他们把企业当作一个文化实体来管理，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日本企业对管理和技术的要求都非常严谨，还可以用“严厉”来形容。

  日本企业文化与其国家文化有关：日本文化提倡社群主义，主张企业、经济和社会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协调一致的运作。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视角来看，日本文化下的人简直就是“无我”。与这种精神资源中的“无我”意识联系的是在社会秩序网络结构中的“克己”即“自我舍弃”。每一个人从某一些程度上丧失了独立的个人“人格”，从而变成了社会秩序网络结构上的一个“结”。这种“无我”在日本经济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企业中强烈的团队本位主义。

  事发后，厂环境保全部主管到现场检查，拍到了丢弃的烟头，并由查烟头进一步巡视，拍到了其它有安全风险隐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