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政府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使国家经营的企事业迅速膨胀起来，垄断了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对外贸易。战后的官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64.13%，民族资本占24.66%，外国在华资本占11.21%。但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经营困难。资源委员会接管了全部敌伪钢铁企业，而设备利用率只有12%。电厂恢复得最好，但国营省营占全国设备容量的73.5%，而发电量只占全国的60.9%。

　　战前，民营资本在纺织业占有优势，战后国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垄断了纺织工业的一半左右。纺建公司拥有全国华资工厂纱线年纱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6%，布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8%。1947年产纱仅为全国纱产量的39%，产布仅为全国布产量的40%。都低于其设备所占比重。

　　台湾糖业公司的设备利用率则仅为35%。资源委员会1949年度本要求各事业建设经费金圆1.8557亿元，而收入以局势稳定为前提，估计可达10亿。但事实上盈利极微。据报告：“资委会各事业因遵守限价，利润甚少。若干单位且常有亏损。但历年应解政府官息红利，均经扫解国库。卅六年原奉核定盈余收人法币五百廿亿元，现已缴库法币三千七百余亿元。卅七年上半年并已预缴盈余金圆二万余元。”上述核定收入，到币改前的比值，折合已不足2万金圆。

　　在内战和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国营企业不仅不能支持国家财政收入，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1948年鲍国宝等报告华北国营工业危机说：

　　“华北各厂，多属于重工业，其生产品既不如日用品之易于销售，而定价更不能随物价指数比例增高。因之成品堆积，资金短绌，无力购贮原料，而各料均随时狂涨，以致若干产品之售价不敷再生产成本，长此以往，何堪设想。”

　　员工生活困难，情绪更形低落，影响生产效率。平津十个事业单位要求贷款共15390亿元法币，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的价格及补贴问题，成了极为敏感的问题。1948年9月份，上海公用事业各公司，即自来水、电力、电话、煤气、电车、公共汽车、轮渡、小火车，就由中央政府核准给予补贴800万金圆券，蒋经国一再上书南京当局，要求维持对各大都市交通公用事业的补贴方案，反对率先涨价，导致冲破“八一九”限价线。

　　所谓的“八一九”限价令规定：发行20亿大于金圆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金圆券1比大于法币300万元比例收兑法币；限期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过期不兑者予以没收并判处死刑；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限制各地物价，冻结于1948年8月19日水准上。该法令目的是挽救经济危机和的败局。但由于大势已去，金圆券的破产十分迅速，物价、黄金和美元已失去控制，经济管制以失败告终。

　　但国营事业本身也已坚持不住，要求取消限价政策。币制改革时，原计划出售国营招商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企业的部分股票，来拨充发行准备，并改组为官商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当局未能建立信誉，股票未能顺利售出。

　　至10月12日统计，仅售出409万金圆券，当时中纺一家就准备出售股票4.2亿金圆券，已出售数微不足道。同时，出售敌伪资产，也未能达到目的。结果，金圆券发行过大，不能回笼，通货膨胀激烈，游资充斥市场。

　　民间私营资本，在战后备受官僚资本和美货的压迫，经营困难。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后方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本国资本工厂职工人数的53.8%，在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民间私营资本更感经营困难。

　　由于原料和产品价格交替上升，在经营过程中，核算成本、预计盈亏，深感困难，常常形成账面上虚盈实亏的局面，而工厂仍要负担纳税的重负。在这种经济发展形势下，各企业为生存，普遍制造一本明账，一本暗账，以资应付。

　　为维持战时经济，当局越来越强化对经济的管制。1947年12月，行政院决定对花纱布改采“统购统销，代纺代织”政策，经济部改组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为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实行全面管理，“掌握棉布及棉织品，统筹配销，专以配销于各地布商，平价供应于一般人民，以平物价。对于军需及公教员工之需要，特别优先供应”。

　　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的机构，效率极差，“购运棉花，则屡失时机，取少遗多，造成纱厂原棉之恐慌；代纺代织，则鲜花纱之掌握，更乏技术之配合，一再迁延，终未施行”。而配销部分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营，“敷衍搪塞，而犹以独占牟利为策”。这个公司由此掌握了纱源达全国总产量的75%，操纵市价，摧残非公有制企业。

　　因此，民营企业要求取消这个机构。民营工厂经营日趋困难，1948年6月15日，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向南京工商部要求救济说：

　　“近年来，国货工厂对内贸易因在举国烽火之下，交通阻塞，运输困难，民生凋敝，购买力日趋薄弱，对于外销，则因外汇牌价与黑市相差悬殊，结汇限制綦严，使国产出品益处于内外滞销之厄境。加以职工生活指数逐月递涨，原料缺乏，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激增，往往出售成品之结果不足抵补再生产之成本价格，以致各厂存底日益空虚。且一般工厂资本因产销停滞，周转困难，不得不求之市场游资，不但利息高昂，且多短期拆放，使企业家日营于调换头寸之疲繁，焉有余力从事生产之扩充与改良。”

　　由于工业生产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形成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的严重局面。商业资本在民族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战后出现逆转，由战前的50.55%增至66.69%。这里还不包括投机商人资本。

　　正常的经济秩序难以维持，各行各业，无论是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界，甚至是普通的群众，为维持币值，以维持生活，也投入到投机的狂潮之中。随着政府军的失败，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资本，无法从事经营，更普遍地变成投机资本。生产萎缩，投机盛行，经济发展形势越来越混乱。

　　黄金、美钞、证券、百货和房地产都成了投机的对象，买空卖空。走街串巷的银元贩子，更是随处可见。豪门官僚资本，则是最大的投机资本，乘机大发横财，屡屡为社会各界所指目。非公有制企业也靠从事栈单股票、外汇投机，来获取利润，划入暗账。

　　生产萎缩，投机盛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动荡不安。据对上海福新二、八工人工资的调查，按米计算的实际工资指数，1946年为100，1947年则降为74.9，1948年更降为69。据对申新九厂一个老工人的统计，1947年最低的一个月，收入指数仅为64.1；1948年币改前，6月份的收入指数仅为31.1；11月份仅为15.2；1949年4月仅为11.7。期间，工人为维持生活水平，屡屡掀起工潮。

　　为了对付投机，控制物价，1947年初的黄金风潮之后，当局重新开始加强管制经济，控制外汇，限制物价，工资按照1月份生活费指数予以冻结。1947年2月17日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取缔投机，禁止外国币券在国境内流通，限制携带出境数量，由中央银行集中管理外汇。

　　结果，固定的官价外汇和黑市外汇差距慢慢的变大，造成资金外流。1947年8月15日，国务会议通过了中央银行所拟定的外汇管理办法，对外汇的机动管理，除官价外，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来调节外汇供需，确定市价，随时调整汇率。但是，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局势下，市价汇率担心刺激物价，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不敢追随黑市市场价格。

　　到1948年5月，官定的市价汇率占市场汇率的百分比，由1947年8月的90.36%，降至34.19%。是月，中央银行又采取了结汇证明书制度，收购由出口获得的外汇和海外汇款，经核准后可以转让，作为补救办法，但未能发生效果。管制外汇的结果，造成外汇收入减少，出口贸易下降。

　　1947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间，十周时间，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百。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一则使物价失衡，二则国库不堪负担，被迫于6月19日取消。同时于5月间对生活费指数予以解冻上海市政府每月公布生活费指数一次，工厂工人的工资每月按生活费指数调整一次。这样的解决方法，遭到经济效益日趋低下的资方的反对，而劳方对指数的编制方法也不满意，劳资冲突加剧。

　　7月间，为了缓和生活费上涨的趋势，稳定社会生活，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由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上海市政府的代表组成配给委员会，收购工作由国营的中央信托局负责。分配商品为大米、煤球、食油，分配对象限于公教人员和国营工厂工人。大米配给对象后来扩大到产业工人等。1948年1月1日又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

　　但是，这种配给制，只是限于少数地区、少数人员，并不能普遍解决物价上涨和人民生活普遍恶化的问题。北平地区公教人员生活更成为严重问题。进入1948年，物价继续暴涨，北平、天津、广州等地公教人员生活无法维持，也纷纷要求实行配给制。

　　4月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争取合理待遇，实行罢教、罢工、罢研，北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起而响应。师院告社会人士书说：“原来每月配发面粉两袋，生活已不易维持，近两月来竟行取消，而物价因通货膨胀，高涨不已。”

　　“一、自三十七年二月份起，仍按一月份配售面粉之数量及价格，继续按月配面，并实行配发其他生活必需品。二、逐月按当地实际生活指数发薪。三、学术研究补助费按实际生活指数，逐月调整发给。”

　　1948年1月16日当局召开物价委员会会议议定五大都市配粮办法，至3月间成立粮食调配委员会，实施五大都市配售粮食，3月25日决定配煤制度。当时美援面粉开始到达，但北平、天津、广州地区因筹备不及，到4月份才开始实行配粮，管制经济的结果，致使流通不畅，生产萎缩，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限价政策屡屡失败，物价飞涨。

　　当局经过一次失败，并不能吸取这次的教训，而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经济发展形势，最后导致了币制改革失败后的经济总崩溃的局面。

　　“八一九”限价，无视经济规律，出现了价格奇低的现象，主要商品的批发商业市场几乎停顿。一方面物价空前便宜，一方面人民因兑换金银外币，手中持币增加，9月间，消费增加，吃喝玩乐的现象增多。同时，开始排队争购物资。饱受长期通货膨胀痛苦的人民，重物轻币，在当局不改变内战政策的恶劣环境下，对金圆券不予信任，是十分自然的。

　　蒋经国亲自看见，“(9月25日)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工商界在当局的高压下，被迫按低价出售商品，但很快，零售商向工厂补不进商品，工厂补不进原料，粮食、煤、原料来源中断，工厂纷纷减产甚至停工。申新四厂的瞿冠英致李国伟的信中说：

　　“在此局面下，做工厂者实属为难，成品固须依照限价，燃料等均有黑市，各厂原料告罄，亦不敢照黑市收买，眼看坐待停工，而限价之成品又各方抢购，其中难于应付之苦状，实难于言喻。”

　　孙晓村在《大公报》座谈会上说“工商界人士意志消沉，社会现象勤于消费，懒于生产。”10月1日，蒋经国已经发现粮食慢慢的出现问题。10月3日起出现了疯抢的局面。张公权记述当时情形说：

　　“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大批大批的人群疯狂地冲进商店，不管是食品还是奢侈品，见了东西就抢购。起初，商店是缩短营业时间，迟开门、早关门，接着便把所有的存货都收藏起来不卖。穷人买不到米，面包房买不到面粉，豆腐坊买不到大豆，饭馆因买不到食物而关门，甚至连药品都买不到。市场为之一空，商店关门或是被警察强迫开门数小时货架上却是空空如也。上海这种停业情况的消息很快传到其他大城市。”

　　北平教授朱光潜、郑华炽、王聿修、贺麟等十七人于10月下旬，草就《为民请命解除人为的苦难与不平》，由胡适呈交蒋介石和翁文濒。呈文说：“生产减少，物资缺乏，货币流通区域缩小，战乱不安的心理影响，都一样能使物价上涨。城市限价两月的结果，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成了一件极艰难的事，尤其是升斗小民，可怜已极，有的披星戴月，排队等候，如果一连数日买不到，饥饿痛苦的惨剧，已屡见报端。”

　　蒋经国虽然还在努力强化管制经济，企图通过统购、配给来维持经济秩序，但的统治是建立在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的，的组织和政权运转方式，也做不到对经济的全面的统制。蒋经国在上海的局部努力，根本没办法驾驭全局。管制经济的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狗。

　　10月31日当局取消限价，宣布币制改革失败后，物价立刻暴涨达10倍以上。金圆券雪崩式地暴跌。币制改革成了一场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即使在的上层，对这场公开的掠夺，也深恶痛疾。

　　王云五自己说：“熟人中，凡曾兑换金圆券者，皆当面对我责骂备至。”限价政策虽然取消了，但粮食的供应仍然跟不上，各大城市陷入了粮荒的严重困境之中，到处出现抢米风潮。报上屡屡披露消息，有主妇几天买不到粮食而自杀，各地因抢米导致挤死挤伤人众，妇女因抢米察拘捕。10月31日，上海发生一起因排队买肉，引起口角，一名妇女被戡建大队军人枪杀的事件。

　　为平息事端，蒋经国于11月2日亲往吊唁。11月9日夜起，南京发生了严重的抢米风潮。据《大学评论》编者报道：

　　“这两天，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昨夜全城二百多家米店被抢，饥饿的人群从这条街拥到那条街，今天(十一月十日)还在接着来进行，潮涌般的人声，宪警笛声，砰，砰……的枪声，充满了耳际…..我们与饥饿的群众遭遇着同样的厄运，没有米，我们以抢购来的每斤二元的红薯充饥。三天来，南京市已经大部停电。”

　　不待兵临城下，南京作为统治的首都，就被他们自己搅得陷入了一片末日的景象。

　　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四十多人发出分别致蒋介石和的呼吁停战书，和平运动重新掀起。各阶层人民为了生活，风潮不断发生。11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发表谈话：

　　“徐蚌战事发生后，京沪治安很重要，所以本市实行，以防意外。但是，令宣布后，每天仍有罢工、怠工和总请假等变相罢工情事发生。为维持治安，昨天本人和吴市长商定，以后若有不法之徒，煽动风潮，不论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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